本文曾收錄于《天津海光寺》一書中
下圖1:筆者收藏的“天津八里臺望海寺”明信片
筆者藏有一張民國年間的明信片,圖案下方注釋為“Wong Hai Shih, Pa Li Tai, Tientsin 天津八里臺望海寺”。八里臺距離海光寺并不遠,兩個名字中又都有一個“?!弊?。再加上畫面中那口聞名遐邇的大鐘和中式傳統營造風格,不免讓人感覺與海光寺頗為相似。二者之間有何關系?這非常值得研究一番。
明信片圖案不是海光寺原址
天津日租界日光堂書店于1930年出版的“最新天津市街圖”中,同時標注出了“望海寺”與“日本駐屯軍兵營”,而“日本駐屯軍兵營”即是海光寺原址。因此可知望海寺與海光寺原址是兩個地點。
下圖2:1930年日光堂出版最新天津市街圖,八里臺附近標注了望海寺(圖中下部),而日本駐屯軍兵營即是海光寺原址(圖中上部)
由劉炎臣先生撰寫,三友美術社于1943年7月出版的《津門雜談》對海光寺、望海寺分別有過論及:“望海寺在城南八里臺,坐北向南,寺內供祀觀音,殿前有牌坊一座,正面寫有‘海門慈筏’四字,背面寫有‘百谷朝宗’四字?!薄昂9馑虑蹇滴跛氖哪杲?,初名普陀寺。據清一統志載,海光寺在縣南五里,四植柳萬株?!边@也可作為兩廟不在一地的佐證。
下圖3,望海寺牌坊。劉炎臣所撰《津門雜記》中,望海寺牌坊上“海門慈伐”的字跡清晰可見
另外,通過對比歷史照片,我們也能找到八里臺望海寺與庚子被毀前的海光寺在建筑上的多處差異。
下圖4 《天津志略》中照片,八里臺望海寺,可與海光寺全景照片進行建筑細節比對
下圖5 海光寺全景,可與八里臺望海寺全景照片進行建筑細節比對
首先,海光寺的正殿為重檐歇山頂,而望海寺為單檐硬山頂,不管是從建筑規模還是營造規制上說,望海寺都不及海光寺恢宏。其次,雖然同一口大鐘經歷了兩座寺廟的傳承,但裝飾明顯不同,海光寺為傳統八角式鐘亭,而望海寺僅為圓型基座。此外,海光寺建筑中并無牌坊,其是以山門為入口,兩側配鐘鼓二樓,前有寬闊的廣場,并在左右豎有旗桿,而在望海寺門前,“海門慈筏百谷朝宗”牌坊則是最醒目的標志。
通過文獻考證、地圖定位、照片比對等多種研究方法,我們將庚子被毀前的海光寺與八里臺望海寺之間的異同點做了條分縷析的解讀。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明信片中的圖案是八里臺望海寺,位于城南八里臺。海光寺原址則坐落于城南三里許。二者并不是一地。
八里臺望海寺源于三岔河口
望海寺原本位于三岔河口北岸,香林苑以西??逃∮谇∷哪辏?739)的《天津縣志天津縣城圖》中就有注明。歷代的津門方志史籍對其多有涉及?!短旖蚩h志》記載:“望海寺在城外河北,乾隆元年巡鹽御史三保(正黃旗滿洲人)提請重建,賜有御書匾額?!薄短旖蚩h志藝文志》有云:“望海寺至香林苑,觀衛、白二河交匯處?!本幱∮诘拦舛辏?846)的《津門保甲圖說》中也標有望海寺的位置。
三岔河口是明清兩代天津的漕運樞紐,亭臺樓榭、宮觀廟堂匯聚其間。其中最著名者當屬望海寺與香林苑,當時凡是運河上的往來商旅,無不在此登臨祈福。乾隆皇帝也多次在寺中拈香拜佛,興致所至還題詩作賦。后人將御筆詩詞刻為石碑,以永識為念。
1918年,在海河第五次裁彎取直中,望海寺因位于裁直后的海河河道中心,故被廢除。拆卸后所剩的石料、木料、坊額、石碑、等建材均被運往城南八里臺重建新廟。由此也就產生了八里臺望海寺。
上世紀80年代,望海寺乾隆御詩碑在一次工程中被意外發掘。于1987年出版,由河北區人民政府編撰的《天津市河北區地名志》中提到了當時的情況,“1985年2月11日,在中環線八里臺立交橋施工中,從居民孫德鳳院內出土一塊詩碑,即是埋沒了半個多世紀的乾隆御筆天津望海寺詩碑?!边@從考古的角度為確定八里臺望海寺的位置提供了科學依據。
海光寺曾在八里臺復建
庚子年間,海光寺毀于兵燹。至清末,寺內僧人紛紛盜賣廟產土地,后因碧山、清純二僧為爭奪住持之位,而相互訴訟對方惡行。從而產生了驚動朝野的“海光寺廟產地畝案”。據《袁世凱奏議(中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中《訊明私租廟地僧人悟明等分別擬辦折》記錄:“碧山于收到契冊(海光寺廟產契據)后,遂以住持自居。因該寺地基已歸日本租界,意欲另建廟宇,當在西沽化得空地一段,向各佃戶收得租銀二千一百元,不敷建造。復將該寺香火地一頃,永租與日本商人鴻濱公司魏鴻業為業,得價銀一千八百元,購買次石料物,預備興工?!笨梢?,,僧人們有過將寺院異地復建的計劃。
在《津海關十年報告(1912-1921)》中更是言之鑿鑿的提到了重建海光寺。該報告為英文,其中這樣寫道:
“……The bell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temple (Hai Kuong Szu,海光寺) from which it was removed by the Japanese troops and presented by them to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A bronze tablet, bearing the following inscrip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w adorns the temple:
THE BIG BELL
……During the Boxer Trouble in 1900 the Japanese Military took possession of the Hai Kwang Sze Temple and gave the Bell to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o be used as a fire bell, and now by the great kindness of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he Bell was returned to the new Hai Kwong Sze Temple when it was re-built in 10th year ofthe Chinese Republic(1921), on a new site at Pah-li-tai in the south suburb of the Tientsin City. For this occasion, a bronze tablet was now put up in this Temple in order that this Big Bell may be forever preserved as public property and as a remembrance of the goodwill of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 Tientsin.”
譯成中文大意為:
,并贈予英國工部局,今則完璧歸趙?,F立有一塊銅牌,內載華洋合璧之銘文,令該寺蓬蓽生輝。其銘文如下:”
大鐘
……1900年拳亂之際,,嗣以大鐘饋贈英國工部局,以作消防之用。今蒙英工部局之好意,復歸新建之海光寺,該寺建于民國10年(1921年)在天津城南郊八里臺之新址重建。借此機會,現于寺內立一銅牌,為天津與英國的真摯情誼,永志紀念?!?/p>
上述內容與《訊明私租廟地僧人悟明等分別擬辦折》不同的是,海光寺新址并未選在西沽,而是重建于城南八里臺。如果說西人對津門掌故不甚了解,單憑其記述作為考證依據還過于牽強。那么1921年7月18日《益世報》的報道則為我們確定海光寺重建增加了確鑿的證據。該報道的題目為《英租界古鐘交還中國》,文中敘述道:“英界工部雇所用之火警鐘,原系津埠海光寺舊鐘……庚子之變,為日本軍所得,送與英工部局作為火警鐘?,F因該鐘不甚適用,有洋人提議運至英國博物院陳列。經工部局華董事陳君抗議,請將該鐘仍移至海光寺內。,派員與英工部局交涉,歸還中國。惟須妥為保存,不得毀損。并立一銅牌。用華洋文字敘明原委。業與該工部局商議妥協,由英工部局移至八里臺海光寺內保存云?!?/p>
《益世報》的記載與《津海關十年報告(1912-1921)》基本一致,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史料的準確性。同時,在《英租界古鐘交還中國》一文中有一個詞值得注意,那就是“八里臺海光寺”的說法。
下圖5:大鐘在海光寺,1900年被毀前拍攝,底座為八角型。
下圖6:大鐘在維多利亞花園,底座改為圓型。
下圖7:大鐘在八里臺望海寺,底座保持圓型,但十分破舊。
綜合上述兩段文獻,我們可以推斷:庚子年間,海光寺被毀后,于1921年利用三岔河口望海寺的建筑材料,在八里臺又復建了一座新的海光寺。這樣一來,英國工部局在向天津當局歸還大鐘時,為延續大鐘的海光寺身份,將其放置于八里臺海光寺內,也就順理成章了。
至此,八里臺這座廟宇的歷史沿革與傳承關系才算理清。該寺既沿用了三岔河口望海寺的建材與構件,又延續了海光寺津門古剎、佛家圣地的名望,傳承兩寺香火于一身,應該說具有雙重身份。
八里臺海光寺與八里臺望海寺指的是同一座廟宇
由于兼具雙重身份,在名稱上就難免會出現多種叫法。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日租界日光堂書店于1930年出版的“最新天津市街圖”中,明確標注了“望海寺”字樣。而且八里臺附近的寺廟只此一處,別無二者。此外,劉炎臣先生的所著《津門雜談》中,也將該廟記為“望海寺”。筆者收藏的明信片中則注釋為“天津八里臺望海寺”。然而,在《津海關十年報告(1912-1921)》里寫為“the new Hai Kwong Sze Temple(新建的海光寺)”?!兑媸缊蟆分懈欠Q作“八里臺海光寺”。一個地點,在五種資料里,出現了四個名稱,足見其稱謂繁多、相互雜糅的特點。
仔細分析來看,“八里臺望海寺”與“八里臺海光寺”這兩個名字并不是官方的正式名稱。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為避免將該寺與三岔河口的望海寺及海光寺原址相混淆,在新建的寺名前添加“八里臺”這個地名予以特指,以示區分??墒?,其官稱究竟為何?還有待進一步考證。正如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在《天津聚落之起源》中所言,“考史者必欲求古,反不免失之與穿鑿附會。衡其得失,莫如存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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